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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安全返回奈洛比後,我向路得描述我的所見所聞。我也向其他機構彙報了我的發現,並聯絡我的支持者告訴他們我的所見所聞。我發電郵,寫信,接受採訪,發表文章呼籲對索馬里日益嚴重的危機立即採取行動。苦難中死去的人們每天數以千計。需要有人立刻就針對那種瘋狂局面採取行動。

無人表示異議。但是,除非出現進入這個國家更好、更安全的方式,否則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認為無能為力。不過,他們都很高興讓我盡可能地經常返回索馬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盡力了,盼望一俟局勢趨向安全即找到良機。

以後的行程中,有一次我去了阿芙高邑(Afgoie)內城,在瀕海的首都西部三十公里處。第三次的訪問印證了我心中已存的懷疑:整個國家陷入危機狀態,亟需生命保障。一次不可磨滅的經歷印證了我的結論。

我聽說過一家幾十年前俄國人在阿芙高邑建的醫院。顯然,我去之前,內戰曾蔓延到那裡。交戰期間醫院的部分房頂不見了,部分外牆被毀。醫院裡,我看到一位中年索馬里醫生,她操著完美的英語告訴我,她在俄羅斯接受了醫院訓練,在阿芙高邑工作多年。她告訴我她在盡力維持幾十位年輕病人的生命,包括該地區最近交火中許多重傷和燒傷的孩子們,空蕩蕩的醫院裡沒有電、自來水,也沒有任何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

我將訪問醫院的第一部分時間花在做她的“醫療助理”上。這意味著我用身體按住她的病人,她趁機在不施麻醉藥的情況下修補碎骨,縫合傷口。她工作期間,我告訴她我想評估醫院的需要並商討援助機構怎樣才能提供幫助。

“跟我來,”她說,“我讓你看看我們的設備。”

我們走進第一間病房,裡面的六張“病床”只不過是鐵架子和彈簧。其中一位病人的外表嚇我一大跳。一個饑餓的瘦小孩子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宛如一尊乾瘦的雕像,坐在一小塊蓋住了金屬床彈簧的布片上。孩子直直地盯著眼前,我們進入房間時也毫無表示。我評論說,這個孩子看上去太小、太弱了,甚至不能自己坐起來。這時,醫生卻說:“這個小女孩三歲,體重九公斤(不到二十磅重)。”她的話使我震驚。

對孩子的愛勝過了我的恐懼,不知不覺地,我在醫生羅列醫院需要的一些物品時穿過房間走到那個小女孩身邊。她仍然一動不動,呆呆地盯著前面,對我的出現依然毫無明顯反應,似乎連抬起眼睛的力氣都沒有。我仍然在聽著醫生的話,我心不在焉地伸手用食指背面上下滑過孩子的面頰。近似快樂的笑容突然浮現在那張細小的臉孔上,我吃驚地即刻縮回手。孩子的突兀反應,那刻那地,令我大吃一驚,我默默地向天呼叫:“這個笑容到底來自何方?”我猛地轉身望著醫生,她苦笑,一個勁地搖頭。她以為我被她醫院的殘酷狀況打動了。

可我是為一個笑容而心碎。

我們離開那間病房繼續巡視期間,我向那位醫生承諾,下次訪問索馬里我將盡力帶物資來。我怎能對這樣的需要無動於衷?

那天稍晚原路返回途中,我站在走廊裡,瞥了一眼我們剛才看望的第一間病房。我注意到那個小女孩不見了,我詢問她去了哪裡。醫生詢問一位志願者後,平靜、遺憾地告訴我:“很不幸,那個小女孩死了。”

我很慶倖自己沒有目睹她瘦小的屍體被搬出去,我寧願只記得她的笑容。

* * * *

隨後幾個星期裡,我多次重複那個小女孩的故事。反應經常是一樣的。各機構對索馬里的需要深信不疑,但是他們堅持等安全狀況改善後再去索馬里工作。以信仰為本的各機構拒絕參與,尤其令我沮喪。我發現世俗的人道主義團體,像我隸屬的那個團體,繼續在索馬里難民中和索馬里國內工作。即使西方的建築公司和承包商也都待在原地未動,畢竟那裡可以賺錢。但是信仰群體在哪裡?

那麼多人願意為賺錢或人道主義原因而死,但許多基督徒團體卻堅持等到可以安全地遵從耶穌的“去”全世界的命令。到底怎麼回事?我感到困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