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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索馬里)

二十年後,我和路得自己都在索馬里面臨無比迫切的需要。隨著其他人不斷加入我們的小團體,我們分發國際援助,調查需要救濟的新地區。我們的團體不斷擴長,其中的核心成員之一是位名叫J. B.的年輕人。我和他都同意進入索馬里中南部進行搜索探險。這個地區多年都沒有見過外來訪客。

我們接觸的一個城鎮看起來像廢棄的鬼城:毫無生機的房子、黑洞洞的窗戶、塵土飛揚的空曠街道。可是,我們剛露面,馬上從房子裡和店鋪裡湧出一群人。數以百計的瘦弱村民站滿了街道。

聽到吼叫聲和喊聲,我回頭往後看。好可怕,我看到自己僱請的安全人員用索馬里話罵人,並揮舞槍托趕走蜂擁而來的人群。他們在卡車兩側慢跑,企圖越過卡車擋板拿走我們的食品。

我的第一本能是不滿於我的人員粗暴對待我們正要幫助的人。可是,當我意識到不少圍著我們的人沒有決意拿走我們的物品時,對警衛的沮喪感幾乎刹那間化為目瞪口呆。他們正試圖將自己最寶貴的東西給我們。

我懂點索馬里語,足可以聽懂那位母親在我們旁邊拼命跑、哭喊和哀求的聲音:“請帶走我的孩子!我別的孩子都死了。請救救這個。”她企圖將嬰孩扔進打開的車窗。我坐在那裡驚呆了,司機急忙伸過手來關閉車窗,防止做母親的把饑餓的孩子扔到我大腿上。

我們的司機加速穿過人群。我們儘量避免撞到任何鎮中的人。離鎮幾英里後,我們才停下來回味剛才的經歷。一方面,很明顯,我們或許因攜帶的食物和燃料而被殺。另一方面,那些母親的絕望之舉令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是我家人在挨餓的話我會怎麼做。如果送人是孩子能存活的唯一可能,我會考慮送人嗎?這個問題久久地纏繞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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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隊伍在進入下個村莊時,做了較好的準備。從那時起,我們只在日落後進入有人居住的城鎮。借著夜色的掩護,我們會找座廢棄的建築,在裡面搭起營地,不讓人看見。第二天清早,我們把司機和一些警衛留在藏車之處,然後幾個人步行去城中心忙碌的聚集地。沒有食物和車輛分心或做誘惑,我們可以和人們交談本地的近況,詢問最急需的需要。一旦收集到我們需要的資訊,我們通常走回藏車處。那時只會有一小群跟來的年幼孩子看著我們趁那個社區其他人未曾看見我們的車輛和物資之前快速離城。

隨著我們越走越深入,我們遇到了更多令人心痛之事。有些村莊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影。顯然,所有人口都棄家逃生了。我和J. B.順著一些腐爛屍體的痕跡又找到了一個村莊,許多屍體完全成了骷髏,沿路躺著。最初我們遇到一些散亂的屍體時,我們會停下來表達對死者的尊重,挖出淺淺的墓穴,按照非常簡單但必要的宗教儀式安葬每具屍體。但是離村子越近,屍體越多。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全部埋葬他們。我至今仍清晰記得J. B.跪在沙土地上,用刺刀挖出一個小坑,用破布裹好殘剩的骨骸,將餓殍的殼輕輕放在“坑”裡,在上面堆起沙土和石塊,然後為那人的屍體脫帽禱告。這一幕今天我仍能看到:我們的穆斯林警衛望著一位美國白人恭敬地埋葬他們的死人並為死人禱告。這是一幅具有強烈震撼力的畫面。毫無疑問,這也是超然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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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找到一處死寂、空蕩的棚屋區時,我們漸漸明白那裡發生了什麼。我們沿路一直在尋找並埋葬的屍體顯然屬於這個瀕臨餓死的村落:丈夫、父親、兄弟,他們自覺仍然夠強壯,也許只是絕望極了,外出為垂死的家人和鄰居求救。絕大多數都沒有走出多遠。

他們留在身後的所愛的人光景同樣不好,極可能活了不多久。村落周圍的蔥綠使人誤以為這裡是熱帶天堂。鳥兒在歌唱,鮮花在盛開。寂靜的常見的非洲木頭編條草屋卻訴說著不同的故事。粗糙的結構表明受到多個季節的侵蝕,顯然表明這些草屋廢棄即使沒有幾年,也已經好多個月了。

草屋裡面的景象甚至更加令人驚恐。曾經的家園成了沒有封口的墳墓。在一間草屋裡,我們發現了兩具女孩的屍體,年齡和我兒子差不多大。其中一個躺在床上,手裡拿著一把卡在頭髮中的刷子,彷佛死前希望自己好看點。她妹妹癱坐在泥地板上,身邊是一位老奶奶枯乾的殘骸。老奶奶手中仍然拿著一把舊勺子,她原本一直在攪拌湯鍋中看似青草之物。

那悲哀的場景看似造型,彷佛某種活人扮演的超現實主義死亡靜態畫一角,主題是關於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小景,地點就在他們生活的地方,也顯然是他們一起等待死亡的地方。明白了這一幕,似乎無需再多說些什麼。返回我們車輛的途中,一位索馬里職員發出了深深的歎息,嚴肅地道出了辛酸的觀後感:“你知道,尼科博士,”他說,“他們過去稱索馬里是第三世界國家。現在我們是次世界國家。”他聲音中流露出的痛苦感情令人肝腸寸斷。

我們的探險隊不斷地從一個村莊走向另一個村莊,許多村莊完全被廢棄,或被死人佔據。我們找到的絕大多數活著的人都已經奄奄一息。他們空洞的眼神清楚表明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希望。

其中一個村子,孩子全都生病而死,到處都是傷痛的父母。我們無法撫慰他們的哀傷與痛苦。幾天後,我們又找到一個村子,村裡的大人將最後一點食物分給了孩子們後,全都被餓死。我們將孤兒們送到前一個村莊,祈求在剛剛重新組合的家庭裡他們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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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外出兩個星期,我們仍然希望找到更多村子。可是,當地人警告我們,為了限制敵對部族的行動,前面道路已經佈滿地雷。我們獲悉,繼續向南向西的唯一秘密頻道是離開道路,沿著河床而上。由於當時是雨季,這也是危險的提議。

那一刻,我們放棄了繼續廣泛調查索馬里南部的希望。我們將大部分物資留在一處痲瘋病人居留地,向海濱城市基斯馬尤出發。我們瞭解到那裡有一家修女援助機構能幫助我們返回摩加迪休。從摩加迪休回到奈洛比後,我們向國際救援界的代表分享了我們令人痛心的發現。

我在地圖上繪出我們的路線,顯示我們走過哪裡、哪些村莊被棄、哪裡我們發現活著的人們、哪裡絕望的倖存者即將餓死。國際救援聯盟似乎很感謝我們提供的資訊。他們告訴我們,自從1988年,即四年前,內戰爆發以來,我們的探險隊是第一批踏足索馬里那個地區的外來者。

那次會議令人無比沮喪的是,與會者目前達成的結論是,由於局勢危險,且距離摩加迪休遙遠,無法在我們調查的那個地區為任何國際組織建立物資分發點。不過他們都同意,通過空投提供一些資源,飛機可以緩慢地在低空飛過居住區,在最亟需的社區附近扔下一袋袋食物和基本醫療用品。

我感到洩氣,因我們無法做到更多。我也感到受鼓勵,因得知我們的努力至少有點作用。可是,我聽說首批空投任務中一次行動的情況後,那種鼓勵消失了。

顯然,抱著良好意願的援助人員在通知一個村子的村民空投日期和時間時犯了錯誤。我已經目睹過人們如何蜂擁圍住我們的卡車,我可以想像得到飛機引擎轟鳴聲漸近時地面上的那幅景象。但我沒有想像到的是隨後發生的悲劇。飛機在一百英尺低空中飛過時,城裡的居民都湧到了田野裡,興奮地試圖抓住從飛機尾部墜落的裝著小麥、稻米和玉米的大袋子。結果在盡力抓住救命的空投救濟物資時,幾十人受傷,還有些人喪命。

失望之餘,我再次哭求:“到底誰能改善索馬里這種地方的局面?單單一次事前沒有想到的失誤就將好事變為悲劇。我們在這裡幹什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