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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索馬里男人)

(…承接上文) 1991年5月初我們聯繫我們的領導層,告知他們我感到要去沒有教會的地方,福音還沒傳到的地方。他們尊敬地聽從了,並通知我們有人在討論探索在蘇丹或索馬里開展新工作的可能性。我和路得開始調查和為這兩種可能性禱告。

五月底,在肯亞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和我們的一位領袖更深入地探討了我們的想法。他安排我去探望肯亞海濱的聯合國難民營。成千上萬逃離祖國的索馬里人滯留在那裡。

我被告知,我們的機構那時無人和穆斯林一起工作,因此沒有任何同事能給我提供有用的建議。唯一的一句話是肯亞一位資深宣教士告訴我的:“小心,尼科,那些索馬里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穆斯林,他們把像你這樣的少數基督徒當午餐吃。”

我飛到肯亞海岸,乘坐的士向北離開蒙巴薩,來到第一家難民營。我遞上准許我進入難民營的證件,證件表明:“我代表一人道主義機構探索將來為索馬里難民開展各種專案的可能性。”

我那時距離索馬里和肯亞南部邊境僅幾英里,就站在收容了一萬名索馬里人的難民營門口外面。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成什麼。我從未接觸過索馬里人,甚至從未謀面。我的人生到那一刻為止,我從未接觸過穆斯林,更談不上交談。我不懂索馬里語及其文化。我甚至不夠理智,沒有帶個更有經驗的人。

趁我還沒有說服自己反悔不去前,我深吸一口氣,匆忙穿過大門。我剛進到難民營,一群索馬里人便圍住了我,急切地同我談話,講述他們的故事。起初我對這麼多講英語的人感到吃驚。後來我認識到,住在這座難民營骯髒環境中的人們極可能是索馬里社會中一些最有特權的人們。那個國家只有受過最好教育、擁有最好職業和最富裕的公民才能具有足夠資源逃離恐怖的家園。

我不久找到一個友好的年輕大學生,名叫阿布迪·巴沙爾。他將我介紹給他那些非常願意跟美國來訪者練習英語的朋友們。我問了許多問題,傾聽他們的故事。似乎人人都有故事。

我瞭解到這個難民營裡大多都是受過教育的索馬里人:教師、商人、前政府工作人員。總之,他們似乎是勤奮、能幹之人。不少人窮盡個人及家庭資源逃離他們國家的暴力行為。

他們逃離自己熟悉的一切,盼望和夢想自己與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結果他們卻發現自己被局限在柵欄圍起來的擁擠大院,住在帳篷裡,共用沒有自來水的廁所。他們幾乎一貧如洗,身無分文,茫然不知下一步去哪裡、什麼時候去。令人感傷的是,他們和在索馬里一樣對自己的將來毫無發言權,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我不禁感覺到我收到的警告的威脅。我感到不該提起自己是耶穌的跟隨者。有個好心的基督徒機構給那個難民營散發了一萬本聖經,人們卻把大部分聖經墊在地上當作穿過泥地的人行道,其餘聖經都變成了廁紙。我發現(我感到可怕)這些聖經的遭遇後,更堅定了我聽從那個建議的決心。這樣惡劣地對待聖經只是他們強烈地相信伊斯蘭教優於基督信仰和敵視基督信仰的一個跡象。我一人面對他們萬人時,我不想惹起那樣的風波。

最後我決定只是簡單地問我可愛的年輕朋友阿布迪·巴沙爾:“你知道我的朋友耶穌基督嗎?”以此看看我可能得到什麼回應。

我對隨後發生的事毫無準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