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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索馬里的小型飛機)

那天的飛行路線帶領我們飛離了小說《走出非洲》描寫得那麼詩情畫意的奈洛比肥沃的青山翠嶺,穿過肯亞東北部焦枯的褐色地帶,然後飛越衣索比亞南部高聳的群山和荒涼沙漠。最後我們衝下天空,在一座名叫哈爾格薩的城市塵土飛揚的郊區,借助一座被炸毀的單跑道機場降落在了人間地獄。

該城是殖民地時代被稱為英屬索馬里蘭的地區的首府。僅在數年前,這個地區宣佈獨立,試圖脫離索馬里民主共和國。結果促使四面楚歌的索馬里總統命令空軍轟炸自己國家的第二大城市,想迫使它屈服。

剛落地沒有幾分鐘,我就意識到我從未到過,甚至也從未想像過受到如此摧殘的地方。新近草草修復的跑道上僅僅填平了最大的裂縫和彈坑。

我看到在機場周圍工作或走動的每個人都攜帶著自動武器。緊鄰附近一個臨時倉庫的地方,我看見婦女和孩子在成堆的廢物中疲憊地扒來扒去尋找食物。

那座倉庫的房頂被炸彈炸毀,四周只有三面圍牆。倉庫裡,兩名索馬里衛兵在堆放的箱子上打瞌睡。箱子裡裝著手雷、AK-47步槍、火箭彈、地雷和各種其他物資與彈藥。單那一批軍火就佔地六十英尺長、十五英尺寬和十英尺高,從我未曾受過訓練的眼睛來看,所擁有的火力足以推翻一個相當規模的發展中國家。也許有一天真的如此(不幸真的被我言中)。我一旦做好各種安排,“租用”了一輛私人轎車進入哈爾格薩後,便去向紅十字會的飛行人員道謝。那位飛機師提醒我,他再次飛回哈爾格薩的時間不定,可能是一個星期,也可能是一個月。他說返回前會儘量捎信告訴機場。

* * * *

那天從機場進城時,我壓根都無法理解觸目所及的破壞程度。本來只是五公里的輕快行程,卻變成了坐車穿過被徹底毀壞的地區漫長的驚心動魄之旅。要是我需要一幅可見畫面表達“被戰火蹂躪”的意思,眼目所及,處處都是這樣的畫面。街道上罕見的幾個行人似乎是在遊蕩,而不是走路,仿佛他們是在走人生的過場,希望飄渺,茫無目標,沒有真正的目的地。司機告訴我有七萬人以這座飽受摧殘的城市為家。我也瞭解到,整個哈爾格薩只有七棟房子尚保有完整房頂。

這個國家在索馬里蘭地區最可怕的戰事好多個月前已經結束。一輪輪的飛機轟炸剛一停止,接踵而來的是一場無情的迫擊炮和火箭炮戰。施加如此的懲罰後,忠於政府的軍隊再次將注意力南移,繼續同反叛部族的遊擊隊作戰,爭奪對摩加迪休和其餘國土的控制權。

南方部族的反叛最終取得成功,長期的獨裁者逃亡國外。反叛聯盟隨後四分五裂,從前的盟友反目為仇,互相攻伐,以決定哪一派能強大到足以攫取最終的控制權並治理這個國家。

最可怕的戰事也許已經移到別處,但肆虐哈爾格薩多年的死亡和毀壞局面仍未見改觀。

司機小心翼翼地選擇路徑,繞過坍塌建築的殘垣斷壁,避開路上的彈坑。他告訴我當地人仍然每天找到多達五十枚地雷。不少地雷是牲畜或兒童不經意踩上或引發時才被發現的。

這是1992年初的索馬里,一片遭受前所未有的致命乾旱折磨的土地。更糟糕的是,緊隨這場可怕天災而來的是一場和人類歷史上任何衝突同樣殘暴和滅絕人性的血腥內戰。然而,可悲的是,還將再經過許多時日和無數死亡,這個癱瘓國家遭受的災難烈度才能最終引起全世界注意,才能震驚全世界,促使國際社會作出反應。

* * * *

在哈爾格薩著陸那天,我誰都不認識。有位熟人內戰前曾在這個國家工作,他通過某種方式為我聯繫到他的一個朋友,一位年輕的歐洲人。這位年輕的歐洲人目前正同一位德國護士和一位荷蘭婦女合作,幾年來一直在哈爾格薩經營一間孤兒院。整個城市中這是我僅有的幾個連絡人。幸運的是,我的司機“剛好”知道去哪裡能找得到經營孤兒院的西方人。他們慷慨地邀請我把他們的“家”作為我在索馬里蘭的基地,直到我離開索馬里蘭為止。

他們三人的住處非常簡單,位於一棟出租房空殼中尚未被毀壞的房間裡。距好幾個街區之外是孤兒院。在幾位索馬里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接待我的主人們照顧孤兒院收養的約三十個孩子。 他們家中沒電沒自來水,沒有任何西式傢俱,用一個小小的煤炭爐預備晚餐。晚餐是一點泡在湯中很有嚼勁的山羊肉碎,配上土豆和煮青菜。我們一起坐在地板上吃了我在索馬里的第一餐,餐後坐在原地談了很久。

他們告訴我他們在孤兒院裡遇到的挑戰,談起他們收養的孩子們。他們的熱忱和憐憫之心令我很感動。他們不止對他們照顧的男孩女孩,也對遭受如此漫長而深重的苦難、陷入絕望中的全體索馬里人,不論老幼,都充滿熱忱和同情。很自然,接待我的主人們想瞭解我,尤其是我為什麼來哈爾格薩及我希望做什麼。我告訴他們路得和我的兒子們都在奈洛比,然後透露了一些我個人的背景:生長於美國中部的一間農場,是家中第二個接受大學教育的孩子,曾在家鄉數家小教會擔任牧師,七年前來到非洲,直到最近仍在兩個不同的非洲國家植堂和拓展教會。

從聽眾們的臉上我看到了興趣也看到了擔憂。我趕緊告訴他們,我明白自己在索馬里無法像從前在馬拉威和南非那樣做工。嚴格的管制使西方人同任何宗教組織合作,甚至進入這個國家都極端困難。最近的內戰之後,這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

據我調查,最樂觀的估計顯示,索馬里全國(總人口為七百萬人)只有少量耶穌的跟隨者,也許僅能坐滿我們家鄉肯塔基州一間鄉村小教會的長凳。當然,在索馬里的每個地區根本沒有一間教會,甚至沒有足夠的信徒組成哪怕一間小型家庭教會。

有鑑於此,我讓招待我的主人們確信,我和路得代表幾家不同的非宗教性機構,它們有意在索馬里提供亟需的援助工作。很自然,我們本身是信徒,我們盡力遵從耶穌的教導——祂的跟隨者應當找出“這些中最小的”,當然也希望我們的人道主義援助工作可以彰顯上帝的愛。我們希望遵從祂的呼召,給口渴者水喝、給饑餓者食物吃、給赤身露體者衣服穿、給無家者提供住處、照顧病人、探望失去自由者。就像耶穌的比喻中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也想為受傷者包裹傷口,慷慨滿足任何需要幫助的鄰居的需要。

即使在服事的早期階段,我們也意識到,建築、神職人員、神學院等基督信仰的外在體現不能移植到索馬里等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教會、宣教士和基督徒”等詞彙只是在那樣的環境中損害見證和妨礙工作的一部分用語。

當時,要是我的餐伴們對我不屑一顧,認為我不過是太天真的美國人,他們就真做對了。可是他們都寬宏大度地聽著,並向我保證,只要我在哈爾格薩周圍開始搜尋,根本不愁找不到一大群鄰居,他們的需要多到我甚至無法想像。

那天晚上夜深後,我躺在鋪在水泥地板上的睡袋裡,心中反思我在僅幾個小時內的所見所聞和所學的一切。我早已感覺超負荷。我確信自己還只是觸及到了表面。

那一刻,我的禱告主要是抱怨:“主上帝啊,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這裡?”我特意指出我的背景、我的教育和我的專業經驗絲毫沒有裝備我如何在索馬里這種地方生活和工作,以免上帝忘記了。我那晚的禱告都是要求:“主啊,你到底要我在這裡做什麼?沒有教會,幾乎沒有任何索馬里信徒。沒有牧師,沒有執事,沒有長老,沒有主日學,也沒有查經班。這裡的一切我都不認識。這裡沒有任何我熟悉怎麼做的事。我完全迷失了。在敵人的戰線背後我完全孤身一人。耶穌啊,求你讓我離開這裡!”

忘掉此前幾個月的準備和計劃吧!要是能聯絡到我認識的紅十字會飛機師,勸他明天飛回去的話,我準備爬上飛機一去不返。(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