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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肯塔基)

(…承接上文) 穩定、源源不斷到來的優秀短期志願人員增強了我們全職工作人員的力量。沒有他們,在恢復希望行動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們的援助工作量不可能迅速擴大。

一方面,我繼續進出索馬里、肯亞東北部、吉布地、索馬里蘭和衣索比亞,管理索馬里人中間的援助工作。另一方面,路得在肯亞招募了幾十位志願人員並協調安排他們的行程,管理迅速擴張的援助機構的財務,撫養三個孩子,其間還要同時學習如何擴展和管理我們家鄉的一家國際援助機構。她花時間安慰將他們所愛的人借給我們在戰爭地帶從事援助工作的美國家庭,卻又時時刻刻想知道她的丈夫到底在哪裡、是否安全、什麼時候可能回到奈洛比的家。

監督五個供給中心,給五十個村子分發食物和醫療援助物資,向邊遠社區提供新鮮水井、種子和農耕工具,穿行於索馬里的不同地區,這些工作令我置身於無數的苦難人中。我們為我們機構所能做的感到自豪,可是需要做的太多了。那麼多的傷害,我們無法治癒。

* * * *

1993年春天,我和路得返美開會。我們與一直堅持為我們禱告的一些人見面,花時間向我們的支持者報告我們的工作、尋求更多的建議。

在全美各地訪問期間,我們也抽空去肯塔基看望家人和朋友。我到家那天,爸爸在中心區那間小餐館請我吃午餐。我已經多年不去那裡了。我跟在父親身後走進門時,好幾位他已經退休的朋友緩緩站起來,開始歡呼。我糊塗了。我不明白怎麼回事。好幾個人拍我的背,和我握手。我和爸爸走向一張空桌子時,我聽到幾個人說“做得好”或者“幹得不錯。”

我們坐好後,我問:“爸,這一切到底怎麼回事?”

* * * *

我父親是世界上最沒有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的為人父者。我們在非洲的所有年日裡,我只從他那收到一封信。我從信箱裡抽出那封信,認出他的筆跡後,立刻懷疑發生了可怕事情。我沒有馬上打開信,就從郵局走回了家。我算計著需要路得的力量和幫助應付信中的任何壞消息。

我進家門的那一刻,路得便知道肯定不對勁兒。我把信給她看,告訴她我害怕打開。我們一起撕開了信封。裡面只有一張紙,整張紙上只有一句話:“親愛的兒子,我以為已經寫信了——爸。”

我記憶所及,同樣是他在我一生中只有一次開口表達過他對我的愛。一次,我們因故從非洲打越洋電話回家。我們接通電話,簡短地同爸爸交談後,準備掛斷電話時,我告訴他:“爸,我愛你。”他也回以“我愛你,兒子。”我感到無比詫異,趕緊趁他沒有改口前掛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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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坐在餐館裡我桌子對面的人,此刻我正望著他。我又問道:“這些人怎麼了?我們走進來時,他們為什麼那樣反應?”

他對我微笑,眼神裡流露出不容置疑的自豪。他說:“哦,尼科,我猜是因為我告訴他們你所做的事。”

“我做了什麼,爸?”我慢慢地問道。我拿不準自己想不想聽到他的回答。

“哇……我告訴大家你怎麼將那些世界各地的軍隊帶去拯救索馬里。”

“爸!”我大叫起來。隨後我降低音量,低聲道:“我根本沒那麼做!”

他望著我說:“難道你不是比誰都更早進入那個國家?”我是首批進入者之一,是的。“別人都離開的時候,你仍留在那裡嗎?”嗯,我看到事情那麼糟,我想留下來幫忙,這是真的。“你寫文章告訴人們那裡局勢多麼糟糕——索馬里人怎麼忍饑受餓,那些壞蛋不讓把食物送給最需要的人們嗎?”嗯……我盡力做過一點……當然了。

在他的心目中,這點無比清楚:“因此你幫助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們瞭解那裡的局勢,之後他們做出了回應,先是援助,後是出動軍隊幫助那個國家。”

我看得出試圖說服他毫無意義。在我爸眼中,他顯然讓他的一幫朋友們相信,我是主要的負責人,先是說服了布希總統,後是克林頓總統,最後是其他國際領袖(我從沒和其中任何一人說過話)在大規模的多國援助行動中派遣三萬二千名軍人去索馬里。我父親想把一切功勞都歸到我頭上。如今故鄉的鄉親們都認為他們有理由以我為榮。

我父親不想兒子成為另一個“在自己家鄉不受歡迎的先知”,我不能為此責怪他。

可是,我也躲不過這場鬧劇。

我爸和他肯塔基鄉村的朋友們都稱讚我如此盡力“拯救索馬里”,但是鐵的事實是,有時,我常常承認,當我腳踏在非洲之角的土地上時,被我周圍看到的龐大需要嚇壞了,我不禁疑惑,我的努力以及在我們機構工作的所有出色人們的努力是否真的有用。真希望我們能帶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