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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年輕的索馬里母親)

在肯塔基我父親的朋友們如今並不是唯一懷著興趣和關切注視著東非局勢進展的人們。媒體對恢復希望行動的關注將長期以來索馬里人經歷的心痛和恐懼轉移到了美國人注目的中心舞臺。隨著索馬里需求消息的傳播,美國及全球各地的忠心朋友們慷慨奉獻,使我們的工作迅速擴展。有時,我們感到我們的工作過於龐大,難以管理。

我們原本建立了一個不起眼的夫妻企業,如今它已經急劇擴張成為專業跨國機構,聘請了多達一百五十名索馬里人和三十五名全職西方工作人員駐守在四個不同國家。頭幾年,路得從設於奈洛比我們家中的狹小辦公室管理整個機構的運作。

儘管我們分發的大部分援助來自聯合國,我們毫無家底的機構極其感激和需要信徒們慷慨給予的穩定資金流。這種支持使得我們能夠招募人員和資助業已變得昂貴的行動。

除此之外,那些日子作用最大的是成千上萬的人們也通過為索馬里人及他們的身體與靈性需要禱告來支援我們。

我們快速增加的月開支與工資意味著每次進入這個國家都得攜帶多達十萬元現金(一百元面值)。我常常把現金分成三四捆,分藏在我身上和隨身攜帶的物品中。如果我被搶劫,我希望搶劫者找到第一捆現金後便高興得停止尋找,把大部分錢留給我。我感恩地說,我從未被搶劫過。

不過,我的主管們得知我如何運送資金進入索馬里後,他們嚇壞了,通知我不可再那麼做。我問他們是否有更好的計劃。摩加迪休根本沒有任何營業的金融機構,也沒有合法公認的或可轉讓的索馬里貨幣。我爭辯道,唯一的選擇是繼續採用我的財務策略,否則終止工作,從這個國家撤出我們的團隊。

他們提不出更好的建議,於是我繼續我行我素,雖然沒有經過他們的批准,但他們全都知情並默默祝福。我們機構在索馬里開展援助工作整整六年,期間我們從沒找到任何其他可行的運送資金系統。

* * * *

我們機構能夠取得如此成就並在索馬里堅持工作如此長久,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我們忠誠的索馬里工作人員,其中絕大多數是穆斯林。由於那裡幾乎沒有什麼工作,而我們提供了工作,也由於他們看到我們正在幫助這麼多他們的人民,為我們工作和我們幫助的大多數索馬里人都願意忽略一個事實:我們是西方人,而且根據他們的定義,是異教徒。

我們的索馬里工作人員都是百裡挑一的。我們聘用或和我們互動的少數幾個信徒是虔誠人,而我們的穆斯林工作人員包括一些我所遇見過的最富有犧牲精神的人。因失業率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我們得以僱傭各種背景的優秀人員:從前的大學教授、護士、農業專家、營養專家、獸醫、水工程師、商人、教育人員和會計。那些日子裡,在索馬里我們相對微薄的酬金被視為一筆鉅款。我們盡力將錢散發到盡可能遠的地方,幫助盡可能多的家庭。

我的索馬里主管和左臂右膀奧馬爾·阿齊茲成了我可靠的好友。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熟諳城市生存之道、最有憐憫心腸的人之一。一天,他哭著來到辦公室。我不知道其中原委,也不知如何以合乎他們文化的方式回應。我順其自然,等他流完淚。

不久他擦了擦眼睛,告訴我他為什麼這麼傷心。他當時外出辦事,走在他自己街坊附近的街道上。突然,他發覺有個營養不良的婦女坐在一棵小樹的樹蔭下,倚靠在樹幹上,給小嬰兒餵奶。奧馬爾·阿齊茲路過時問候她,她也報以微笑,但她的嬰孩從沒停下嘴來看他一眼。

不到一個小時後,奧馬爾辦完事原路返回時,他看到了同樣平靜的一幕——同一位婦女,在同一顆樹下,同一位嬰孩,同樣的坐姿。可是,這次他走近時,聽到嬰孩在抽噎的聲音。他向那個方向瞥了一眼,立即覺得不對勁。幼小的嬰孩在媽媽懷中哭叫和扭動,但那位婦女似乎奇怪地一動不動。他邁步走向她之際,發現了真相。從他最後一次走過這條街道的時間裡,那位年輕母親已經死了!他走過去,彎腰從那位母親懷中抱起嬰孩,試圖安撫孩子。

他沒有找到那位婦女的任何身份證件,於是奧馬爾走遍街坊,挨家敲門,徒然地尋找可能認識她的人。他成功地召集了足夠的人手幫忙安葬了那位婦女,但似乎無人對她熟悉到願意接手撫養孩子的程度。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那個嬰孩的問題!”說著,眼淚再次流過奧馬爾·阿齊茲的臉。接著他用痛苦的聲音喊叫起來:“我可憐的祖國啊!我們將會怎樣?”

(奧馬爾找到一個嬰孩剛夭折的母親乳養那個嬰孩,使這個嬰孩有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圓滿結局。那位婦女很高興地照顧那個孩子。)

我知道奧馬爾目睹過許多比那天所遇見的更加令人震驚的景象。但是當人們被迫天天處理密集的人類患難和慘無人性的暴行時,情感的反應永不可預料。有時,可能保持冷靜和相對的淡漠。有時,毫無徵兆,堤壩崩決,情感崩潰。觸發這些情感洪流的事並不總是那麼富有戲劇性。有時很簡單,可能是又看到一個孤兒,有時可能是周圍觸目傷心的一幕幕不斷刺激、無數細微的傷痕和裂縫點滴累積的結果。有時我們微小的善行反令我們深受感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