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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索馬里女童)

(…承接上文) 我和路得覺得我們像耶穌準備面對死亡和危險時的彼得。當時,耶穌清楚耶路撒冷正在等待著他的危險和死亡。不少膽怯的跟隨者都退後,背棄了他。耶穌問其他門徒,他們是否也會離開他。彼得答道:“我們還去哪裡呢?”

我和路得執著於一個信念:如果耶穌不是人類狀況的答案,就毫無答案。

在我們禱告和等候期間,只有一個想法縈繞不離我們的心頭。如果我們想學習如何在類似索馬里的地方生活,那麼我們應該明智地去訪問類似索馬里的地方!此時,這聽起來像是個明顯的結論。不過,這種想法當時令人不安。世界上還有沒有信徒被迫生活在逼迫中的地方?信徒能那麼生活嗎?怎樣生活?信徒怎麼能從殘酷的憎恨和仇視中倖存下來?如果這樣的人們存在於某處,可能找到他們並向他們學習嗎?

隨著我們繼續禱告和研究,我們開始提出問題。我們偶然發現了攫獲我們內心的一個想法:對啊,不論為信仰受苦且仍在受苦的信徒在哪裡,他們都從所面臨的艱難中學到了屬靈的生存策略及其他信心功課,我們能找到智慧、忠心、願意分享自己經驗的人們。也許他們個人的、實際的、經過考驗的、以聖經為本的勸誡能幫到我們。也許他們的智慧能幫到類似我們的其他信徒在索馬里等不可能的地方更加有效地事奉。在這些地方信心可能茁壯成長嗎?

這個觀念是賦予生命活力的。可是我們茫然不知怎樣才能夢想成真,我們也毫無頭緒從何做起。

我和路得沒有獨力做到的資源和智慧。我們開始組織受逼迫特遣隊為我們提供建議並同我們合作。我們很快物色了一個了不起的專家小組——我們自己差傳機構經驗豐富的領袖們、前教師及個人輔導師、來自幾個不同宗派和神學院的差傳學家。令我們興奮的是他們願意幫助我們制定計劃。我們將會訪問生活在逼迫中的信徒,坐在他們腳旁,向他們請教。

我們列出估計會發現信徒受逼迫的國家名單。我們也參考安得烈弟兄(其著作《奉天承運》而著名)的機構〈敞開的門〉(Open Doors)每年發佈的“全球守望名單”。我們將該名單同特別關心世界各地受迫害教會的其他組織發佈的名單比較。再加上我們顧問團隊的意見,我們很快列出了四十五個國家的目標名單,我們認為在那裡將會找到遭受嚴重逼迫的信徒。

在某些情形下,我們知道也許得去尋找早已離開自己祖國的難民。但是,只要可能,我們想去面見和訪談住在自身文化環境中的信徒。我們想聽聽逼迫之中仍然生存並成長,在艱難之地做光和鹽的信徒們的聲音。

我們的差傳機構無法資助我們的夢想,因此允許我們休假兩年開展我們的項目。我們同母校保持聯絡,開始籌集支援資金,開展獨立的調研活動。儘管我們宣稱這個新項目是我們自己的主意,但我們確信是上帝的禮物。我們深信那裡會有我們問題的答案。如今,我們終於朦朦朧朧地知道哪裡可能找到答案了。

* * * *

我們的特遣隊成員幫助我們開發了一種調研工具,希望能在跨文化環境中搜集我們需要回饋的資訊。我和路得著手計劃我們調研旅行的第一站。當時,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剛剛垮臺,在世界的那個角落二十世紀絕大部分時期的宗教壓迫資料保存完好。我們據此得出結論,俄羅斯及其一些鄰國也許是合乎邏輯且富有成果的首選之地。

我們開始搜羅俄羅斯及其鄰國可能的連絡人名單。我們寫信,打電話,發電子郵件,迅速收集到一個能夠或可能和我交談,或起碼可以找到願意交談者的人員名單。我們找到了我從未謀面但願意在俄羅斯接待我的人和願意做我的翻譯的陌生人。路得最後敲定我的行程安排,購買了機票,為我申請了訪問半打前鐵幕國家所必需的各種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