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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紅場)

我從未訪問過共產主義國家或前共產主義國家。我無法預料在俄羅斯會發生什麼。過去十五年來,我一直居住在因我的膚色而自然而然被視為“外來者”的文化中。好怪,我感到自己在莫斯科和在奈洛比或摩加迪休一樣顯眼。

走出飛機那一刻,我在俄羅斯體現出的與眾不同令我印象深刻。莫斯科機場同我所看到的一些主要非洲機場規模不相上下,只是稍顯“現代化”,但那地方給人的感覺是既生硬又無人性、僵化,缺少我所熟知的非洲好客之情。

日曆顯示當時是七月,但天氣陰冷,恰似機場本身一樣。市中心的旅館感覺也毫無不同。離開賓館穿過城市的商業中心區和政府所在區域,走過克里姆林宮,穿越紅場時,我甚至更加感到忐忑不安。我不能和任何人進行目光接觸,無人願意直視我的眼睛。我認識到令我不同的不是我的膚色,而是覆蓋我皮膚的色調!我的衣著普通簡易,但是與所有人的棕色與灰色相比顯得格外突出。

人人似乎都知道我。不過,他們沒有大方地盯著我,而是偷偷地用眼角瞥我。人們出於本能的警覺在我看來似乎不是什麼真正的敵意,而是疲憊、飽受創傷的哀苦靈魂所顯露的症狀。不管怎樣,對俄羅斯公眾心靈的首次接觸令我不禁懷疑,從次日安排的訪談中我到底能否有所收穫。

由於我對地鐵和俄語標誌都不熟悉,我次日上午的穿越城市之行成了一場冒險。不過,我還是成功地找到了前往俄羅斯最大新教宗派之一的全國教會總部趕赴約會的路。一直做我聯絡人的西方工人已經為我安排了與幾位俄羅斯信徒會面。他也曾答應做我的翻譯員。但最後一刻,我被告知由於緊急醫療事故,原有計劃已被更改。我被委託給一位年長的俄羅斯牧師維克多照顧和協助翻譯。他退休之前是這一宗派的全國領袖。

維克多向我介紹了幾位宗派領袖,他們向我致以簡短的問候和致意。然後,他和我開始會見應邀而來的兩位信徒。我對他們的個人生活感興趣,想瞭解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統治如何影響了他們作為耶穌跟隨者的生活。

為了儘快熟絡起來,我分享了一些我個人的信仰歷程。我簡短地談了上帝對我的呼召。我也分享了自己委身於非洲服事,並略述了我在馬拉威、南非和索馬里的時光。我向他們說明索馬里的逼迫一直非常嚴重,整整一代的信徒或被殺或被迫出國。我傷心地意識到我們絲毫不知如何幫助信徒在那種環境中成長。接著,我告訴他們不少信徒因信仰而死,並以此結束了我的故事。我向他們袒露了我們關於返美的沮喪和哀傷。

我解釋道:“因此,我來俄羅斯向在艱難環境中事奉基督的信徒學習。我想向你們學習屬靈功課。我想瞭解你們如何生存、成長和分享你們的信仰。我想學習你們的經驗和智慧。”

接著,我和兩人開始談話。這首批的兩次會面持續了一整天。他們談起共產主義政府和俄羅斯社會二十世紀近八十年來對信徒施加的系統逼迫。他們回憶了各自的經歷,講述了其他信徒及家人的故事。

兩人都生長於共產主義革命之前祖父母都是積極且委身的教會成員的家庭裡。在官方許可之下,共產主義青年組織和教育系統合力疏遠孩子們與他們信主父母及祖父母的關係。他們解釋道,在學校,老師們會舉起一本聖經,詢問幼稚園學生可曾在家裡看見過這樣的書。如果孩子們說見過,當地共產黨官員那天就會趁孩子們還沒放學之前造訪他們的家。

兩人談到了被監禁的牧師和平信徒——消失在蘇維埃古拉格中杳無音信的家人。當我問及什麼使他們經過歷年的艱難和逼迫仍然堅守信仰時,我聽到了以榜樣激勵了信仰群體的家人的故事。我也聽到了妥協和放棄信仰者的傷感故事。

政府要求牧師每週一次同指定的黨的官員(或看守者)會面。這些官員會詢問關於訪問者及上週可能發生的任何值得關注的事情。講道題目必須經過批准,最終官員們將提供關於教會一切活動的“建議”。願意妥協的教會領袖最初作出輕微的妥協,漸漸地越來越嚴重,他們有時被准予保留職位,繼續每週的崇拜,以博得政府的好感。但是不那麼“合作”的教會領袖一般都被黨選擇的更聽話的神職人員代替。有時,教會乾脆被關閉,領袖們失去蹤影。

第一天富有成果,收穫不小。我的所有問題都得到了解答。問題得到解答之後,我不再提問,只是讓他們告訴我們關於他們家人、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個人的靈性歷程,那時我聽到了甚至更有幫助的話語。我和維克多早就在期待次日再回來進行另一輪的會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