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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俄羅斯女子)

(…承接上文) 次日我們抵達後,被要求坐在總部的休息室裡。在那裡,我們等候。很長時間裡,我們都在等候。無人邀請我們進入辦公室。無人給我們沏茶倒水。維克多最初為遲延道歉。可是,我們坐在那裡越久,他就越不安。他告訴我:“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心中暗暗懷疑我知道箇中原因。

最後,有位接待人員走進休息室通知我們,不再允許我進行任何面談。我被告知,在他們總部我不再受歡迎,我們需要馬上離開。我們被勒令離開的消息在該宗派總部周圍傳開後,那天安排和我們交談的人們都感到不安,他們不顧上級的命令,致電維克多主動在辦公室外面悄悄地和我見面。即使以前不願與我們會面的一些人,如今也突然想和我們見面。第二天清晨,黎明前我們來到一座公寓裡。那人想趕在早晨上班前和我們面談。早就已經過了半夜,我們仍在與其他人面談。我本來預先安排的滴水般的面談驟然演變成了洪流。

我們在宗派總部不再受歡迎的原因很快明朗。我絲毫沒有隱藏我的動機和意圖:我想發現信仰是否並且怎樣受到逼迫的影響。前兩次面談在辦公室裡公開進行。我們談話期間人們可以在走廊裡自由走動。要是他們想停下來聽,他們就可以聽。明顯,有些領袖聽到了我的問題和所提供的答案,他們對我們所做的持嚴重保留意見。

根據我的第一次秘密會面(後被維克多及其他會面者所證實),數位宗派領袖目前正在同後共產主義時期的俄羅斯新政府商談收回前共產主義政權沒收的教會建築和產業。他們也在堅持要求財務償還和俄羅斯東正教所獲得的同樣年度支持。

由於有些新政府官員也曾經是前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員,教會領袖顯然不想做任何可能削弱他們洽談地位的事情。即使共產主義垮舞臺後,公開談論信仰和宗教逼迫也明顯不安全。

一絲義怒開始滲透於隨後的面談中。幾個人表達了不滿:“幾十年來,我們的政府想方設法阻止我們踐行信仰。如今我們自己的教會領袖想讓我們保持安靜。起碼對於共產主義分子來說,動機一清二楚,是為了屬靈壓迫。現在的問題全是錢和財源。如果我們任憑這些閉住我們的口,我們真該感到羞恥。”

我不清楚準確的原因,但比起我們獲准在宗派總部舉行的面談,那些“秘密”面談感覺更自由,內容豐富得多。受訪者打開話匣子,談起他們及許多其他知名信徒怎樣不知不覺地受到不忠的懷疑。他們聲稱,尤其是吉米·卡特總統在職期間,因全世界都知道這位美國總統是重生的浸信會會友,俄羅斯的信徒,特別是浸信會會友都被認定是他的間諜。蘇維埃軍隊中的信徒發現,獲得晉升的機會雖然不是絕對沒有,但微乎其微。在卡特任總統期間,俄羅斯的浸信會會友只能從事最低微最普通的軍事任務。

牧師和教會平信徒領袖被捕入獄。他們的妻子被逼與他們離婚,孩子也受到攔阻,不讓他們寫信給被監禁的父親。知名信徒的兒女們放學後被留在學校,由詆毀他們家人信仰的一個教師小組審問和糾纏他們。有時,孩子們被叫到全體學生大會前面,為他們家人“落後、背叛性的、反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受到學校官員和同學的公開譏笑。除非他們放棄父母的信仰,多數來自有信仰家庭的年輕人都不准讀大學,只允許他們從事最卑賤的工作或職業。政府的策略明確無疑:採取任何措施阻止當前一代繼續相信耶穌。他們最大的擔心是信仰傳承。

我們完成了數次一天十四小時的面談後,我驚異於一點:任何信徒在前蘇聯堅持信仰的話,反對都是無情的。但眾多信徒倖存下來,而且仍然堅強和忠心,這深深打動了我。

維克多開始將我的使命視為己命。他說:“總部的其他人想和你談,但我覺得我想要你見個人。我自己對他不熟。但我瞭解他的見證。他為信仰受了不少苦。我認為你需要聽聽他的故事。”我感到好奇,爽快地答應明天凌晨五點去見維克多和他有車的朋友。他說:“因為這個弟兄的住處離莫斯科好多公里。”

傍晚分手之前,我告訴維克多前一天我不在期間有人進了我的賓館客房,我看到了痕跡。我覺得肯定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間。

維克多望著我,瞥了四周一眼,確保無人在聽後,點了點頭。他柔和地說:“多數外國人無疑都會遇到這種情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不在這裡的賓館會面的一個原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