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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斯托揚父親餘下的刑期裡,他的家人獲准探監兩趟,每趟每次探監一小時。不管怎樣,這位牧師及其家人倖存下來。他們誰都活得不容易。

斯托揚被要求向當地警局一天三次報到。1955年,共產當局將他逐出大學。斯托揚的父親如同政府囚禁的每個福音派牧師一樣,被控為美國或英國間諜。斯托揚的父親被稱為“政治犯”。由於斯托揚的家庭關係,秘密員警在斯托揚的大學檔案裡蓋上“共和國之敵”的印章,宣佈他不適合畢業。之後他被徵入伍。

入伍期間,他從未獲得任何晉職,只准在一個物資部門做一些卑賤的工作。

那些年間一萬多“政治犯”死於斯托揚所在的鄉村。他父親從磨難中倖存的希望渺茫。刑期結束之時,他的守衛做了最後一次征服他的殘酷嘗試。他們通知這位牧師他要被處決了。他們把他帶到外面,綁在一個柱子上,給他提供最後一次否認信仰的機會。他們告訴他,要是不棄絕信仰的話,將被槍決。

他挺起腰杆,筆直地站著宣佈:“我不會棄絕基督。”守衛們對他怒火衝天。顯然,他們沒有權力執行處決。顯然,他們收到了截然不同的命令。他們甚至邊給他鬆綁,邊繼續不斷地辱駡他。然後,令他吃驚不小的是,他們沒有將他送回牢房,而是帶到獄牆邊,打開獄門的鎖,直接開門將他扔出了監獄,沒有隻字解釋。剛才的遭遇令他如此震驚,他茫然不知該怎麼辦。

最後他終於明白自己被釋放了,他開始走路。過了好久,他才找到回新家的路。到家時是星期六,無人在家。他隨後找到了教堂,發覺家人和其他教會成員都在講壇旁為他禱告。歡喜的破鏡重圓後,他終於又能講道了。

幾個月後的一個週日,有位老婦人向這位牧師求助。他不認識她。她告訴他她有個糖尿病的兒子,最近眼睛失明,當時瀕臨死亡,他需要醫藥抵禦鑽心的疼痛。不幸,作為信徒,她無法為兒子弄到那種藥。斯托揚的父親答應盡力幫助買藥。最終他辦到了。

他把藥送到那位老婦人的公寓時,她領他進入臥室,把牧師介紹給她兒子。她為買來的藥表示感謝,想要牧師為她兒子禱告。

斯托揚的父親進入臥室後,他受到了一生最大的震撼。

那個失明、病弱、無助地躺在這位牧師面前床上的中年人,正是他入獄頭九個月每天早晨將人糞便塗在他早餐烤麵包片上的守衛。

“噢,主啊,求你不要讓我令你失望!”斯托揚的父親輕聲禱告道。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講任何洩露他們關係的話,這位牧師悄悄地在心中饒恕了以前折磨他的人,協助老婦人用藥減輕她兒子的痛苦,為她兒子禱告,然後回家,為對上帝恩典更深刻的嶄新認識而心生敬畏。實際上,他對上帝的恩典如此驚異,以致這次經歷改變了他的生命和他家人的生命。

* * * *

斯托揚在父親出監時,已經退伍。他在一家鋼鐵廠找到工作,並開始通過函授學校進行神學學習。他的目標是成為一名牧師。不過,他的計劃被推遲,員警闖進他的公寓,摧毀了他的書籍和所寫的講章。

1962年,他已經完成了函授學位,成為一名牧師。這導致他從鋼鐵廠被解僱。之後,他又獲得了一個函授神學學位。

1966年,他獲得兩本本國語的非法聖經。這使他突發奇想,在家中建立了一個偷運資料的地下中心。隨後的二十年中,他翻譯了二十多本基督徒書籍。那些書的作者都大名鼎鼎:彭柯麗(Corrie ten Boom)、大衛·韋克遜(David Wilkerson)、葛培理(Billy Graham)。斯托揚組織了一個地下出版網路。我1998年與他見面時,他工作的細節和他的機構印刷並在東歐各地分發了數以千計書籍所使用的方法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他告訴我秘密員警懷疑他的活動。一次他們甚至逮捕了他,將他投入了監獄。不像他的父親,他的坐監不是幾年而是幾個月。當局如果抓到他擁有非法信仰材料,將會監禁他更久。他們從沒得逞。

斯托揚告訴我各種他險遭意外和神奇逃脫的令人恐怖的故事。一次,他在最後一刻收到警告,員警正在他的房子旁等他。他把妻子和一轎車書留在森林裡過夜,他就可以假裝不知情,兩手空空地回家。還有一次,一名警官竟然坐在牛皮紙包裹的一摞聖經上,卻又在指揮一群部下對斯托揚的家進行了長達數小時、毫無結果的搜查。整整兩天我都在聽斯托揚講故事,我真希望我們交談一個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