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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我告訴他們關於塔維安尼和他在獄中譜寫了六百首歌曲的故事。每週日上午他的國家各處教會如今都在唱那些歌曲。我談起了我們信仰的心靈之歌,我注意到面談中不少人引用最喜愛的樂曲和經文作為試煉中靈性力量的強大源泉。

我播放了一段德米特里和塔維安尼唱他們的心靈之歌的錄音。我和學生們一同哭泣。

我告訴學生們斯托揚及其家人的故事,也告訴他們他父親的受苦與他母親的無畏信心怎樣提供了塑造他自己不凡人生的信仰傳承。我告訴他們關於我和斯托揚的交換,我向這些學生坦誠自己覺得需要為“在逼迫中斯托揚和眾多人從未放棄的,我們卻在自由中放棄了”而悔改。

那時更晚了。不過,學生仍不願離去。我和路得上樓睡覺,留下了仍在唱歌、禱告和哭泣的學生們。

隨後一週學生們帶來更多朋友。他們要求再講故事——他們上週聽過的故事。顯然,上帝將聖潔之物放在了我們手中。

我肯定沒有找到我在尋索的全部答案。不但如此,我甚至揣著更多的問題返回了家鄉。但是在俄羅斯和東歐,我找到了全新的盼望。儘管小,卻是盼望。

* * * *

提摩太去世後我離開了非洲,困惑於如何在摩加迪休之類的冷酷地方實踐我的信仰,如果實踐過的話。我和路得順從基督對他的跟隨者“去使萬民作門徒”的指示,去了索馬里。我們那麼做是深信聖經關於耶穌復活大能的宣稱。六年後,我們逃回家鄉,懷疑那復活的大能,也疑惑惡是否比上帝更強大。

如果今天在世上找不到那種復活大能,我就有麻煩了。如果那種復活大能不出現,不是真的,我就要回答幾個重要問題——從根本上撼動我信仰的問題:我過去十五年的人生意義何在?我餘生該怎麼辦?

我們公開地組織了受逼迫特遣隊,設計了一系列研究目標,旨在説明我們學習如何在世界上最敵視基督信仰的地方培養門徒。那是我們公開的目標。除此之外,我早前就清楚我的尋索更加個人化。我前往俄羅斯時,抱著一個我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聖經所教導的關於我信仰的大能今天不是真實的,會怎樣?

不過,從俄羅斯回家後,我心中卻騰起不同的問題。它的孕育源自那些不凡的、賦予生命的面談。它是個暗示盼望的問題:如果新約中提供給耶穌的跟隨者的復活大能對於當今世界中的信徒同樣真實,會怎樣?

我懷疑問題可能是真的。在這個問題驅使下,我的尋求之旅在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