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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索馬里的流動診所)

(…承接上文) 聽呂底亞談論她的文化高度重視好客,我想起在索馬里時期的一次凸顯文化之間價值觀念差異的經歷。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對於眾多部族非洲人來說,關係是推崇備至的價值觀念,以至於關係先於真相。但多數西方人通常認為二者之中真相更高貴。觀念的差異能造成嚴重的誤解、不必要的衝突,有時甚至是悲劇性的後果。非洲人可能篡改或掩蓋真相,或者隱瞞重要資訊,因為他不想引起冒犯。別人也許不想聽的,他可能閉口不語。

發生這種情形後,美國人很容易視非洲人欺騙、不可靠,甚至缺德。不過,非洲人也許覺得,他一直以來受到的教導使他相信那是更加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念,他推崇那些價值觀念完全展現了至高的情操和誠信度。於他而言,有意說出他害怕可能會損害關係或導致關係緊張的事情,將大錯特錯。

我們在索馬里展開工作不久,我便遭遇那種跨文化誤解。我向剛聘請的奧馬爾·阿齊茲尋求安全建議。我需要去城中某區參加一個會議,我問他覺得是否安全。他認為很危險。“我需要取消計劃嗎?”

奧馬爾·阿齊茲告訴我應該沒問題。

我去開會了。接近目的地時,突然爆發槍戰。我聽見左右兩側都是炮火聲。我趕緊逃命。當我到達安全之地我們的大院,報告所發生的一切時,其他索馬里工作人員都說我不該獨自一人去那裡。他們說:“誰都知道那是整個摩加迪休最危險的地區之一。”

我勃然大怒。下次我看到奧馬爾·阿齊茲時,我指控他幾乎令我被殺。我強烈要求知道他為什麼撒謊。我強烈要求知道他為什麼置我於如此風險中。

他立刻對我的指控產生了憤怒的回應,這難倒了我。他說:“我對你不夠瞭解,不和你講真相!”他相信這話給了圓滿的解釋。

對奧馬爾·阿齊茲而言,贏得關係並引出真相。在我的背景中,真相對發展任何關係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兩人都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但看法卻截然不同。

一旦我們明白並接受了我們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都懷有同樣的渴望。奧馬爾·阿齊茲希望一種足夠堅定和深厚可以勝過最困難真相的關係。而我認為,真相和誠實是建立良好關係必不可少的基礎。

一旦我們明白並尊重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念,我們培養起我前所未有的最深厚的友情之一。我清楚我和奧馬爾·阿齊茲是生命之交,可以將生命交托給他,我也經常那麼做。他清楚我深切地關懷他,我在眾多場合向他證明了這點。我們發現關係和真相二者都重要,兩者完全互不衝突。我們倆都各得所需,我們的生命因而更加豐富。

我同呂底亞和但以理分享了那段記憶。我告訴他們我相信只要善加努力,真誠交流,對我們不同的價值觀念多一點跨文化認識和敏感,多數衝突都可以避免或得到解決。

於是我繼續道:“容我提個建議,我的提議將使你們仍然尊重和忠誠於你們好客的文化價值觀。我提議的方式絲毫不會增加個人危險或威脅你們家庭教會中的其他人。下次有外人和你們聯繫時……”

“請等等!”呂底亞興奮地插話道,“我們有朋友需要聽你所講的。我們將打電話邀請他們過來。然後你就可以同時講給我們大家聽了。”

但以理和呂底亞分別致電朋友們時,我在聽。他們告訴他們:“今晚有個西方人探訪我們。他一直在講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們需要來聽聽。”

不久,但以理和呂底亞的十五位家庭教會同工匯合到他們狹小的公寓。但以理向朋友們簡短地介紹了我,並略略提到了我的背景和我此番訪問中國的意圖。他告訴朋友們我來中國向他們學習儘管經歷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統治和國家政府及地方當局無情的反對,信仰怎樣不僅倖存下來,而且在全中國出現爆炸性增長、繁衍和擴展。

我試圖盡可能快地將這個擴大的群體帶回我、但以理和呂底亞交談中止的地方。我表達了我的懼怕,怕給但以理和呂底亞、聚集在那個房間的人和他們的整個家庭教會造成更危險的安全問題。我承認單單待在那裡,我就正在置他們於危險中。我提到質疑但以理和呂底亞讓我來的決定,提到他們告訴我他們從不拒絕客人。我也再次指明為我受逼迫與為耶穌受逼迫的不同。

我建議,下次如果在困難、危險或者特別不便的時間,有外人詢問可否訪問他們或他們的家庭教會,也許可以採用簡單、直率的策略。他們可以親切地讓對方知道他們是受歡迎的,也期待與他們見面並接待他們。然後,他們再誠實地說明現在來訪不是最佳或最方便的時候。最後,他們可以建議他們的詢問者時機更好時再聯繫。時機成熟時,他們可以向來訪者保證他們願意採取一切措施令訪問富有意義和成果。同時,他們可以禱告,求上帝引導有關各人安排時間和計劃的細節。

這種方式讓他們尊崇自己的文化與基督徒價值體系,可以保持一種真誠歡迎的好客精神。他們可以提出明智的實用計劃,永不冒犯任何合理的願意來訪者。他們能夠在不影響自己的安全或毫無必要地威脅任何會眾或成員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他們從來都不必對外人講“不行”,他們可以只說“今天不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