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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那一週結束之際,我完成了在大會與會人員面前的最後一期面談和講故事,我心中為我從這些家庭教會領袖們所聽到和學到的一切湧起一股感激之情。儘管我們的文化和信仰歷程也許各有不同,但我和這些弟兄姐妹培養了一種深深的靈裡合一和統一感。我想以展現我對他們的尊重和感激的方式向他們敞開我的心。

我想對聚集在那裡的家庭教會領袖們所說的是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怎能一起做夥伴?我們怎麼可以繼續互相學習?我和西方教會的其他人怎樣才能和你們並肩同行,也許甚至一起服事和宣教?”

這是我想問的,這是我本該問的,這是我刻意要問的。不過……我當時已經精疲力竭,生病且睡眠不足。結果我最後一句話是:“我怎樣才能幫助你們?”

我清楚出口那一刻別人會怎麼聽。我知道這些話會引起什麼樣的回應。我的聽眾聽到我的問題後,認為是提供財力支持。自然而然地,一位家庭教會領袖就他們認為我將奉獻的錢如何使用提出一個建議。

“李普肯博士,”這人說,“目前我們有四百名領袖坐牢。他們的家人在受苦。其中不少無錢交學費、租金和衣食費用。他們一無所有。既然你聽了我們的故事,也許你回國告訴人們有關我們的事。屆時,也許你能夠募集到奉獻來幫助我們照顧丈夫和父親坐牢期間在受苦的貧窮家庭。”

這是一個非常鄭重的請求。我耳聞目睹這一切後,我感到受了啟發,要告訴他們我準備一生都這麼做。我願意發誓,不論走到哪裡,都講述這些忠誠的家庭教會領袖的故事。肯定世界上沒有比他們更需要、更配得的人們了。肯定沒有比號召西方教會支援這些受迫害的教會更高貴的事業了。當然,我願意委身於幫助他們照顧這些為主做出如此犧牲的中國信徒們正在掙扎的家人。

我望著這些聚集在一起的無畏信徒,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向他們許諾,返回美國後,我將認真地講述他們的故事。

可是我開口時,卻說不出一句話。

再一次,我開口說話,打算向他們保證,我將竭盡全力讓他們的事業成為我的事業。

可是當我開口時,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再次嘗試開口,再一次,我無話可說。

出於某種原因,我突然失語。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聖靈使我無話可說。

那一刻,我默默地禱告:主啊,請講。你僕人想聽。

上帝給了我一個和這些家庭教會領袖分享的資訊。

我聽出了上帝的聲音,因為這不是我首次聽到。意識到我應當分享的資訊後,我默默地與上帝爭辯。我試圖告訴上帝這個特別的資訊是錯誤的。同時,我感到必須開口說出來。

望著這些當時已經成為親愛的朋友的領袖們,我問:“你們這個家庭教會有多少信徒?”問得好怪。我們已經一再重複那個數字。一位領袖耐心地答道:“正如我們已經告訴過你的,我們有一千萬。”

“我們在這裡相處的時間很短,”我慢慢地說道,“你們並不真正認識我!我認識到我對你們的生活或教會沒有任何權威可言!我不是你們的牧師,我不是你們的一名領袖……”

“我清楚我無權……沒有真正的權威這麼說,”我繼續道,“但我感到上帝剛才對我的心說話……阻止我說出我正計劃對你們說的話。我現在覺得上帝讓我說不同的話。如果我所感受到的是正確的,事實上如果這是來自上帝的話,那麼我們應當認真聽。”

我停下來,深吸一口氣,費力地講下去:“如果你們教會中的一千萬信徒不能照顧四百個家庭,你們有權自稱為基督的身體、教會,甚至耶穌的跟隨者嗎?”

毫無回應。我望著他們,看到一百七十張臉孔盯著我,一片死寂。

我沒再多說。我盼望上帝不會再把更多的話放進我心中。

我不知還該做什麼,於是我退回到小小講臺的後面。我恐怕已經冒犯了我已經越來越愛的人們。

我撲通一聲坐在凳子上,孤零零地坐在那裡。幾分鐘過去了。我那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大衛走過來坐在我旁邊,給予我道義上的支持。

我根本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感到那一刻像永恆。然後我注意到一位女性開始哭泣。接著好幾個人在哭泣。最後,整個群體似乎都在哭泣。也許持續了三十分鐘。終於,一位領袖站起來。他擦去臉上的眼淚。

這位領袖走向我,在講臺上站在我正對面,對我說話。“李普肯博士,你說得對。你回家後,你和太太應該繼續做上帝呼召你們去做的。在這裡,我們將繼續做上帝呼召我們去做的。你說,‘如果我們一千萬人不能照顧四百個家庭,我們無權自稱為耶穌的跟隨者或者他的教會。’你說得對。你說得對。我們認為這是來自上帝的話。你回家做你的工作。我們將留在這裡做我們的工作。我們將照顧這四百個家庭!”

這是一個寬宏大度的結論。家庭教會領袖們既沒有拒絕使者也沒有拒絕他的資訊。他們認為我那些難聽的話是來自上帝的資訊。他們對此挑戰作出回應,再次承諾照顧他們當中那些正在遭受巨大苦難的人們。 (待續…)